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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70年前的大决战“曝光”了中国打经济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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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4 15: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时下,对于美国奉行“极限施压”,强加于我们的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所谓“要谈,大门敞开;要打,奉陪到底”!
为什么我们能够有这种坚定的信心?这不仅因为我们有着坚强的领导,多年积累的雄厚国力,也不仅仅因为十四亿中国人民众志成城,还因为在历史上,我们其实早就有着丰富的打经济战的成功经验。想当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战线上屡挫强敌、屡创奇迹的时候,特朗普、博尔顿们还没出生呢。
今人可能很难想象,当年那群被敌人瞧不起的“泥腿子”、“土八路”们,打起经济战,竟能演绎得如此精彩。
1 “泥腿子”们,应战!
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没有物质基础,革命断然无法成功。
在那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党内受过正规教育的经济学家虽比大熊猫还稀缺,但一大批“土包子”、“泥腿子”却在经济斗争的实践中迅速成长了起来。
早在1923年,中共领导安源路矿工人斗争时,就开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合作社总经理毛泽民利用采购规模优势压低进价,然后凭票供应给路矿工人,既保证了广大工人们得到了经济实惠,又避免了少数人多买多囤,还让消费合作社有了一定盈利,得以不断发展壮大。当时为了筹募工人运动活动经费,合作社还在工人中发行股票。这是目前有史可查的中共在经济战线的首次实践。
1928年井冈山会师,汇集到井冈地区的工农武装及其家属总计上万人。这固然大大增强了井冈地区的革命力量,但同时也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因为这里经济落后,原先物产勉强能自给,尚算不上丰富;突然间增加了如此之多的脱产人员,显然大大超出了当地的经济承受能力。加之湘赣两省敌军对我实施严酷的经济封锁,新成立的红4军只能靠“红米饭、南瓜汤”果腹。即便是每人每天5分钱的菜金,都无法按时足额供应。每打开一座县城,或打到了较大的土豪,全军赶紧挑粮上山解决给养问题便成了常态。广为人知的《朱德的扁担》,其背景就是非常严重的经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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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著名的《朱德的扁担》插图)
光靠打土豪,只能解一时之急,断然无法长久。为此,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于1928年5月下旬,在上井村创办了第一个红色造币厂——上井造币厂,专司制造“花边鹰洋”。
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金融极为混乱。市面上虽然流通着各银行发行的纸币,但老百姓,尤其是边远欠发达地区的群众,更相信、更容易接受的却是银元。那时候市面上流通的银元,除了著名的“袁大头”外,墨西哥鹰洋的市场占有率紧随其后。所谓鹰洋,因这种银质货币上铸有该国的国徽——一只抓着蛇,站在仙人掌上的鹰而得名。其中一款鹰洋在银币背脊上有间隔的凹点,形似锯齿,故又名“花边鹰洋”,或者简称“花边”。“花边”不仅有墨西哥原产的,亦有中国各地私铸的,因此市场上流通的“花边”品质良莠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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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旧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花边鹰洋)
上井造币厂使用的原材料,主要来源于打土豪所得的各种银质器具。为使自产银元与其他版本鹰洋有所区别。造币厂工人在银元上凿了个“工”字。当地军民称之为“工字银元”,意为工农兵银元。
“工字银元”流通到市场后,刚开始商人和群众感到很生疏,有点不敢用。因“工字银元”虽系纯银铸造,可谓货真价实,但做工却比较粗糙。后经各级苏维埃政府大力宣传,广大群众和外地商人知道是红军造币厂铸造的,又是纯银制品,便慢慢接受了。尤其是井冈山附近一些较大的商号,通常会在自己经手流通出去的“工字银元”上再打上一个商号自己的戳记,以示信誉。而当时这些商号在金融流通领域有着远超现代人想象的影响力,因此市面上流通的“工字银元”上打戳记的越来越多,就代表着它越来越被市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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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工字银元”正面)
2 巧用敌人内部矛盾,竟让国民党各派抢着跟苏区做生意!
中央苏区建立后,国民党军对苏区发动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加紧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断绝了苏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贸易。苏区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急需的食盐、布匹、煤油、西药等也运不进来。一时间,苏区一些物品的价格高涨,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人心惶惶,影响了人民对苏区政府的信心。
面对严重经济困境,毛泽东制订了经济斗争方略: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
中央苏区出台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统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统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
在货币方面,苏区中央银行一方面铸造能流通到国统区用于购买物资的银元和铜币;一方面发行主要在苏区内部流通的纸币,保证市面上对通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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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时任中央苏区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
苏区铸造的银元流入国统区后,国民党方面非常恼火,便指使在苏区的土豪劣绅采用红铜镀银的办法铸造劣质假银元。一时间,市场上假币泛滥成灾。与苏区贸易的商人们拒绝接受苏区铸造的银元。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立即组建假币侦破组,重拳出击,彻底端掉了国民党安插在苏区心脏的假币制造窝点,镇压了一批制造、输入假币,故意哄抬银元、压低苏维埃纸币的反动分子,查处了一批倒卖、偷运、大量私藏苏维埃货币的投机分子,以及挤兑银元、拒用苏维埃纸币的顽固分子,堵死了假币制造的源头和流通渠道,稳定了金融秩序。
当发现赣南蕴藏丰富的钨矿是一种外界急需的战略资源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立即将辖区内的钨矿收归国有,并于1932年春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由毛泽民兼任公司总经理,领导与组织苏区的钨矿生产与对外贸易。
旧中国所谓的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但实质是一个松散的利益联盟。要想利用其中各方内部矛盾打破其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就需要采取灵活的策略。
当时,广东军阀陈济棠在领教了红军的厉害后,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对红军的作战意愿并不高。于是毛泽民选定他为突破口,利用他急于发财扩充个人实力的心理,在钨砂贸易谈判中采用“饥饿营销”策略,硬是将钨砂价格从最初的每担8块大洋抬高到了52块大洋!很快,双方达成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苏区进口货物由驻防在赣州的粤军护送,再从苏区把钨砂运回。双方“各取所需”。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陈济棠同红军做钨砂生意“发了大财”的消息,很快便在围剿中央苏区的各路军阀中传开了。于是,有样学样,上行下效,各级国民党军官明面上“剿共”,暗地里纷纷同苏区做起买卖来,用食盐和布匹交换苏区的钨砂和农副产品。中华钨矿公司生产的钨砂,被贴上印有“国防物资”的大封条,大摇大摆地由民团护送出境,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军火等,还有白花花的银元。
1932~1934年,中华钨矿公司共出口钨砂4193吨,由此带来的财政收入400多万银元,成为中央苏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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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赣南钨砂,彼时它是中央苏区最重要经济来源之一)
此外,中央苏区边界办了很多“经济特区”,建立了30个关税处。规定“肩挑小贩及农民直接卖出其剩余生产者,一律免收商业税。商业资本两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税”。优惠措施吸引了大批国统区商贩,甘冒风险与苏区进行贸易。紧缺物资就这么一点一点流入苏区。
1934年10月,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克遵义。遵义是黔北的商业重镇,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利用遵义这个物资供应丰富的地方补充给养,购买生活、医疗等用品,为以后的行军打仗做准备,成了一时之急。不过,红军随身携带的大多是苏维埃纸币,彼时的遵义老百姓已经饱受战乱和纸币贬值之苦,如惊弓之鸟,一时难以信任和接受这新来的“红军票”。
怎么办?红军的办法很巧妙。他们将从军阀和土豪那里缴获的食盐平价推向市场,但规定必须用苏维埃纸币购买,其他币种一概不收。这个办法一出台,遵义百姓纷纷向红军出售各种物资,再用收到的苏维埃纸币去购买平价食盐。苏维埃纸币的信用盛极一时,遵义市面上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后来,红军因战略需要撤出遵义时,并没有甩手一走了之。离开之前,他们在遵义广贴告示,设立兑换处,用食盐、米、布匹等物资从银行换回民众手中的苏维埃纸币。这些做法,既活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的供给,又维护了苏维埃纸币的信誉,保障了当地群众的利益。遵义百姓都说:“红军好,不坑人,‘红军票’值钱。”
3 斗智斗勇,边区新货币发行
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爆发。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协议,共同抗日、一致对外。作为合作协议的一部分,苏维埃货币完全停止发行流通。
仅仅过了几个月,中共便发现这样下去恐怕不是办法。仅靠国民党下发的那点(还经常拖欠的)经费,哪怕再精打细算,也根本无力供养迅猛增长的各类脱产抗日人员。战争是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金融直接关系到物资动员能力,是支撑战争进行下去的物质基础。经济问题不解决,我敌后抗日军民连生计都难以维系,又谈何与日寇抗争到底,并最终取得胜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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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毫无保证和信用的日本军票,日军以此掠夺中国资源)
虽然侵华日军当时尚未正式提出“以战养战”战略,但实际上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日军一边滥发无担保的军票,一边通过在华北各地扶持起来的伪政权发行伪币,用以疯狂地套购各种战略物资,实施对华经济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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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日军强制推行军票套购粮食物资)
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后,迅速在华北敌后实施战略展开,聂荣臻率115师一部开辟了晋察冀边区。要建立巩固的敌后根据地,就必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财政、税收和金融制度。
在货币方面,刚开始,晋察冀边区财政处为了筹措抗日经费,将日寇准备废止的察哈尔钞票(简称察钞)盖戳发行,以田赋作担保。日寇见状,马上宣布不废除察钞。结果敌占区商人进入边区,用大量察钞购买边区物资,给边区军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困难。
有鉴于此,1938年初,晋察冀边区成立边区银行,准备发行边币。考虑到边区并没有多少金银等贵重金属作为边币发行保证金,而且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因此边币一开始是作为法币的辅助货币出现的。边币将自身的价值依附于法币,并通过法币来体现并维持其信用。
不过,这只是边币流通之初的权宜之计。因为,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丧师失地,一溃千里。随着国统区面积的急剧缩小,为弥补财政收入的亏空,支撑急剧膨胀的军费支出,国民政府开始滥发法币。法币贬值的趋势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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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民国时期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
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8月17日,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并告朱德、彭德怀,提出边区货币政策的原则:
(1)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
(2)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
(3)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
(4)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
(5)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
(6)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会更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
这封电报,事实上成了抗战期间敌后抗日根据地金融、财政政策的指导性文件。根据电报精神,晋察冀边区银行走上了独立自主发行边币的道路,并在1938年年底,宣布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禁止金银流出根据地资敌。边币与法币脱钩后,严格地按照边区人口数量、消费能力发行,以自身掌握的物资作为发行的保证。这样就保证了币值稳定,而且成功使边区经济免受法币贬值狂潮的影响。
4 日军:我就是穷死也要搞垮边币!……哎呀,边币真好用!
边币的发行,被日伪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1938年3月,日伪宣布河北币贬值,并限期在年内作废。妄图藉此河北币挤到边区,从而冲垮边区金融,廉价掠夺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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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联银券)
晋察冀边区政府迅速出台三项对策:
一是动员边区群众用手中的河北币到敌战区购买货物,以免损失;
二是让边币跟着河北币一块贬值,而且比河北币多贬值两角;
三是在边区的贸易边卡上按一比一的比例兑换河北币和边币。
商人到边区贩卖货物,必须将手中的河北币换成边币。由于边区太大,各地物价不一。越靠近敌占区的地方,物价也越比边区腹地价格高;反之,越到边区腹地,河北币的比值也越低,由此形成了一个极大的“炒汇”利润空间。商人除了从边区贩卖农产品以赚取价格差外,同时也把边区流通的河北币带到敌占区。当边区政府把河北币贬到五角的时候,河北币已经在边区绝迹了,全部涌入到敌占区。
此役,晋察冀边区将2000余万元河北币成功驱逐出境,换回了一大批边区稀缺物资。大量河北币涌入敌占区各大城市,迫使日伪不得不宣布河北币可继续使用,伪联银币的发行也不得不减少。
眼见这招失灵,日伪又祭出最简单、最原始,但往往也最有效的一招:大量印制假边币,企图摧毁边币信用。
不过,晋察冀边区各级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组织严密,边区政府发动各级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假币宣传活动,不但教群众如何辨识真假边币,而且对持有假边币者进行教育后予以没收处罚。对于故意用假边币到边区套购物资的敌占区商人,边区政府加强缉拿,严厉处罚。
不过,对于敌占区商人,尤其是从北平、天津、石家庄等大中城市来的商人,晋察冀边区还是本着“团结、教育、组织、加强统一战线”原则的。因为他们除了套购边区物资谋利,还会从敌占区将西药、纸张、干电池等稀缺物资偷运入边区。这在客观上,对于打破日伪物资封锁,坚持长期抗战是非常有利的。因此边区政府为他们量身定制了既有原则性,又具灵活性的贸易政策:凡是运来急缺物资的,酌情少收边币、多收伪币;凡是贩卖边区粮食、土布的,购货必须搭配一定数量的边币;用边币购买粮食,每斗便宜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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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抗日根据地的货币)
晋察冀边区一直在想方设法驱逐伪币,日伪也成天琢磨如何限制边币流通。敌占区和边区交界处的集市,是边区对外贸易和边币流入敌占区市场的重要通道。因此日军经常扫荡集市。广大群众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逐渐摸索出一套诸如改白天赶集为傍晚赶集、设置消息树、在敌必经之路上埋雷以迟滞敌前进速度的应对招数。
1941年至1942年,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随着晋察冀边区被分割,侵入边区的日伪军强行推广伪币,禁用边币。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边区抽调精干力量,组织了大量敌后武工队,通过严惩铁杆汉奸,争取中间势力,形成了一批“两面基层政权”。刚开始,日伪军为便于控制,将集市设在炮楼边上。武工队暗中打枪骚扰,再组织群众炸集。几次三番,弄得日伪军头痛不已。之后,由那些“白皮红心”的伪保长们出面游说、掩护,武工队成功地渗透进日伪市场管理队伍。通过武装打击和合法斗争相互配合,渐渐让伪币边缘化,边币渐渐地成了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
从1944年开始,晋察冀边区开始局部反攻。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边币流通的范围不断扩大。在敌伪据点附近、平汉铁路沿线各火车站周围,都能以边币购买粮食和日用品。非但如此,边币和伪币的兑换率,还从1944年的2.8:1,上升到1945年的1:1。不但伪军宁可用边币也不愿用伪币,就连日军自己,也偷偷地将从老百姓身上搜去的边币留作自用,并暗赞“很好用”。这对于处于积虑要“整垮”边币的日寇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5“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晋察冀边区的对敌经济斗争,是全面抗战时期我敌后根据地经济战线工作的一个缩影。由于各战略区所面临的情况各不相同,实际上各地在领会上级精神要求的基础上,在实际经济工作中都因地制宜地采取了相应举措,可谓“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山东抗日根据地按季节发行北海币,并将发行额的一半交给工商局,在秋收季节大量收购农产品,等到春荒时期再抛售。以此回笼货币,保持物价的常年稳定。在对日占区贸易时,按根据地和日占区物价的变化以及各种货币的供求情况,灵活规定北海币与法币及伪币的兑换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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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伪中央储备银行的中储券,这些伪币正是各根据地的主要打击对象)
在经济贸易方面,仅以食盐为例,为打击日军垄断食盐供应,盘剥日占区群众的阴谋,同时也为打击伪币,扩大北海币市场,山东滨海区工商管理局发放80万元北海币盐业贷款,及50万斤的盐民救济粮,发动盐民积极恢复生产。食盐对内自由买卖,对外管制。每地都规定盐价,既保证了产盐、运盐的利润,又打破了盐商对盐价的垄断。工商局春季收购的食盐囤积不卖,等秋季盐产量减少时再放出,以平抑盐价。这套组合拳一出,极大刺激了当地盐业的发展,百姓得实惠,政府也确保了税收。
在山东各游击区,八路军游击队和武工队不仅对民众进行“拒绝伪钞,爱护北海币”的宣传教育,而且规定田赋税收一律限用北海币,重要物资(棉花、粮食、盐)也必须用北海币购买,以提高北海币流通范围和信用。他们还利用游击区的黑市吸纳日占区物资。原先日伪禁止布匹等输入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经济上穷途末路的日伪,不得不以军工器材、西药及电讯器材等物品与根据地交换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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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盐阜银行纸币)
在晋冀鲁豫根据地,日寇抛出法币以套取根据地战略物资,仅1943年春流入冀鲁豫边区的法币即达1亿元。抗日政府立即采取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并举的方针,打击日伪对根据的金融侵蚀和破坏,有效维护了边区货币的本位地位。边区政府鼓励人民用铜元、铜钱兑换冀钞,支持边币本位的确立。工商部门向农民发放低利率农业贷款,禁止金银流出根据地资敌,征收累进税、公平税源减轻农民负担,开办农民合作社,实行对外管制、对内自由的贸易政策。
边区还创造性地利用伪钞打击伪钞。
具体办法是:农熟季节在根据地西面用冀钞以高于市场价收购粮食,同时用缴获的伪钞大量收兑冀钞,造成冀钞在根据地西面的币值高于东面,以冀钞计的粮价显著下跌。在根据地东面,用伪钞大量购买敌占区粮食,推高以伪钞计的粮价。利用两地粮价差和币值差反复谋利,大力吸纳日占区物资的同时,还打击了伪钞信用。
在华中,各根据地用自造的土纸印钞票,并加盖印、盖号码,增加日伪伪造难度。这种土纸钞票只能流通半年就已经破烂得必须回收。而根据地银行就此每半年便更改一次钞票样式,让日伪“仿不胜仿”。
最能说明经济战成就的,还得算物价。我们知道,战乱和敌人大肆经济掠夺的状况下,纸币贬值、物价高涨的通货膨胀状况严重程度远超人们想象。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日占区通货膨胀率较1938年增长900余万倍,国统区的通货膨胀率比1938年增长接近16万倍,而敌后抗日根据地仅为2485倍。
6“经济学家”们不懂:“泥腿子”为什么能?
“泥腿子”、“土八路”们,何以在经济战中也能取得如此骄人业绩?这是无数留过洋的经济学家们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事。
其实总结一下,除了党的坚强领导、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众志成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等诸多重要因素之外,理论创新、走前人所不敢走的路,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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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当时国民党银行工作人员,金圆券贬值严重,点钞点到手软)
当时世界上,采用“金本位”制货币的国家居多。而在1935年法币改革前,旧中国使用的是“银本位”制货币。根据经济学理论,如果手中没有金银作发行准备金,就必须用“金本位”的美元、英镑等外汇来做币值保证。而这两点,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都难以办到。不过,“土八路”们却不受经济学理论限制,勇于打破条条框框,在实践中摸索出更符合实际的新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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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由于金圆券飞速贬值,得用上麻袋装钱的国统区民众)
这种新经济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提炼出来的。用当年担任华中抗大分校教师的薛暮桥的话来说,就是“货币最基本的保证是物资。谁能控制物资,谁就能控制货币”,“保持纸币价值的是纸币发行数量,适合国内市场(根据地)流通的需要;如果超过流通需要,纸币的交换价值就会跌落。一般法则,纸币的流通数量,与其交换价值成反比。如果纸币的发行数量增加一倍,它的交换价值就会跌落一半。具体表现就是物价上涨”,“时刻准备必要的兑换基金,借以巩固抗币信用。兑换基金至少应占发行额的半数,但这半数基金不需要完全是法币或伪币。法币的兑换基金,平时只有抗币发行额的百分之十就勉强够了;其他百分之四十可以储备重要物资(比如粮食)。到抗币信用动摇时候,我们可以出售物资,收回一部分抗币;抗币流通数量减少,币值就会稳定下来。或者用这物资去兑换法币、伪币,用来供给外汇,保证抗币信用。此外还可以把多量抗币用作短期信用贷款,在需要的时候收回一部分抗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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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国统区银行挤兑,军警也拦不住)
这套新经济理论的核心,就是要尽可能控制物资。
因为货币本质上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没有物资可交换,或交换不到物资,哪怕有再多的黄金白银做抵押,货币也就是废纸。能购买到物资商品的货币,在群众眼里才有信誉,发行它的政府才有威信!货币的信用是立国之本和维系红色政权的关键。
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国民党一面加紧盘剥人民,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一面滥发纸币以充军资,大搞通货膨胀,变相抢劫人民财富。这造成国统区物价飞涨,工商业倒闭,农业产量急剧下降,人民破产。为数不多的硬通货被权贵阶层以各种手段中饱私囊,最终造成经济崩溃,丧尽人心。而中国共产党方面,通过土地改革解决了困扰中国小农经济发展的问题,消除了中国农村传统的中间食利阶层,广大翻身农民获得了空前的生产积极性,变成了中共的坚定支持者。因为手中掌握了大量粮食、棉花、煤炭、食盐等重要民生物资,加上对国统区奢侈品和非必需品输入的严格管制,各根据地经济远远好过国统区。这也为中共和广大人民群众最终战胜国民党反动派提供了雄厚的人力和物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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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淮海战役期间的支前民工队伍,土改后的翻身农民成了中共的坚定支持者)
1949年5月,上海这个全国工商业中心获得解放。不过,大大小小的不法资本家及各路投机商只晓得共产党打仗厉害,却不晓得这些“土八路”们打经济战也是个中高手。利令智昏之下,他们在经济领域居然向中共发起了猖狂进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并扬言要让“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在当时领导经济工作的陈云带领下,中共发起“银元风潮”和“两白一黑战争”。所谓“两白一黑”,就是大米、棉纱和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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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当时为打赢“两白一黑战争”,新生的人民政府调动大批民生物资的报道)
陈云经过调查,认为上海如果每天供应三百万斤粮食,便可够市民消费底线。中共在7月底正值江苏早稻成熟,且价格低于上海时,派人到江苏大量购入大米运往上海;陈云又急令“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斤入关”,再从江、浙、皖以及东北、华中、四川急运四亿斤粮食至上海。到1950年上半年,上海国家粮库储存的粮食高达十七亿斤。
棉纱方面,中共一边从各地调来大量棉纱、按兵不动,一边在1949年11月25日通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在上海的投机商拼命“吃”进后,上海的国营纱布公司仍然在大量抛售纱布。
这就使得上海的投机商“囤积”而无法“居奇”,最后不得不低价抛出,结果赔了个底儿掉,还顺带着让许多私营钱庄也破产倒闭,为新中国经济秩序的建立扫清了障碍。
这就是手中掌握大量民生物资的威力!手握充足物资的人民政府,让之前嚣张无比的投机商们彻底败下阵来,在经济领域制服了“脱缰的野马”。(实际上,“两白一黑”中的煤炭,也是借由从北方源源不断地向上海运输而实现了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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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当时运抵上海堆积如山的大米)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我们手中掌握的资源,是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连想都不敢想的。面对看似来势汹汹的贸易战,中国已经做好了全面应对的准备。只要我们自己坚定信心、把握主动、坚定不移地办好自己的事,天下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参考资料: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2】《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
【3】《中国革命根据地 北海银行史料》
【4】《毛泽东军事文选》
【5】《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
【6】《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7】《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
【8】《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
【9】《中国经济史》
【10】《抗日战争史》
【11】《他影响了中国:陈云》
本文系与王正兴合作作品。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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